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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企业家:消失的小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2-05-10 23:51     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 【

    

  吴彬2008年从景洪调到这里来工作,那时磨憨口岸还只是一个破旧小岗亭,紧挨着边检站。岗亭架了两根栏杆,一边出境,一边入境。

  像所有那些人类初的贸易集市一样,这个只有6000人口的小镇,成分却复杂异常,出入着千奇百怪的不同人类。先是傣族和哈尼族人占据了这里的地盘。然后,苗族、彝人和瑶族人也先后看中了这块肥沃的雨林。总共有12个民族在这里定居下来,种蔬菜、香蕉和开垦茶园,后来又种橡胶。至于这里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的镇?在缓慢、悠长而语焉不详的历史里大家都有些糊里糊涂。反正这里就叫磨憨镇—这不就像香蕉叫香蕉、砂仁叫砂仁一样,是件自古以来都很明白的事儿吗?好吧,现在磨憨是自由贸易区,可它也还是磨憨镇—这究竟有什么差别?

  趋势是不可避免的,这些年,他走了很多村镇,看到了很多欢喜和失望的故事。在有些因橡胶而致富的哈尼族村寨,以前有条大河,陆路不通。政府出钱把桥修通以后,平均每户有20万的收入。

  这还只是一期工程,二期工程已经峻工,新可容纳席位10000个,仅仅在三十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水泊河道,现在就像打游戏换场景一样,放眼看去,周围是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、移数通电讯、上海大众保险、东吴农村商业银行、新区社会事业局、可扬科技。这些企业的电子广告牌和企业LOGO一起,席卷入胜浦小镇,换了新天。

  它近靠苏州,即使是摇起桨划着小渔舟,到上海也只用三天。今年8月,沪宁高铁开通,这下从苏州到上海只要半小时。这让许多次亲手摇桨到过上海的爷爷宗阿根,特别感慨了一番。宗芳当然只是笑笑,她所服务的公司—大众保险就在上海,她常到总部去培训。坐个火车去,当天就回,自然不会有什么同感。

  的确强迫不了,甚至理解不了。当公路通进原始森林,这样的趋势就以不可逆转之势如箭离弦。岩温扁就很不理解吴彬这种想法。换个气派的大门,有什么不好?不仅大门要换,其他的也要换。

  地平线上的变化能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变化。几十年来,胜浦的河道变得狭窄了,然后又一道道被填平。工业厂房从零星竖立到大规模铺排开来,外来人口越来越多。而原来那条叫做新胜的小桥,由窄窄的石桥越拓越宽,后和宽阔的柏油公路相连。

  那时候,宗芳还住在南盛村,在那里成长了15年。每天放学时,一进村口,她就开始一路叫着伯伯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,所有的村民们都像亲戚一样。晚饭时,可以端着饭碗随意串门,到东家夹点菜,到西家添碗粥。街坊邻居都有说不完的话。现在自然不同了,大家都是关着大门的,隔壁连过三家的主人姓什么?不知道。

  磨憨的贸易总额自2007年的1.2亿美元飞速增长,2008年增至1.8亿美元,2009年达3.6亿美元,截至2010年6月末,贸易总额到了3.3亿美元。今年,磨憨将完成6亿美元的贸易总额,60万至70万吨的货物进出口。赶摆,名副其实,是要赶的,向前赶。

  宗家因为距镇中心较远,得以在十多年的胜浦大搬迁运动中脱身观望。但到了2002年,苏州工业园区扩展了规划,于是这桩事也终于轮到了宗家头上。他们所在的南盛村开始动迁。离开船上生活40年后,宗阿根又离开了田地,宗建明的工厂也被迫从胜浦迁到了吴淞江南岸的吴中。

  1993年,积攒了人世经验的宗建明像许多江浙人一样,决定白手起家,建起了自己的工厂—一家名字叫诚新的针织厂。

  在中国,许多小镇正在缓慢地消失,但苏州胜浦镇在飞快地消失。

  从水网、渔网到公路网,互联网。

  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标本,

  于是这里充满了希望,也充满了遗忘

  宗奶奶端端正正坐在红木高脚椅子上,身上穿着蓝布“老法衣裳”(水乡的整套服饰),头戴头巾,身穿大襟衣服,腰系布带,脚蹬绣花鞋。听说要拍照,她执意把一整套行头取下,换上了的确良衬衫,从而得以在拍照时和家人保持同步。

  文本刊记者袁茵

  这样看上去才有点“东盟”的气势了。事实上,一旦

  你揣上一本护照,沿着东盟大道南下,就能进入老挝境内,免签证。300米大道的另一端,是老挝境内一个与磨憨几乎一模一样的小镇,名字叫磨丁。

  现代化的过程总是伴随文化的新陈代谢,这个过程是必然的。在这个过程中,镇原有的安静美好的生活状态,有没有可能作后的突围或嫁接?

  胜浦:从渔网到互联网

  正因为直线距离和上海、苏州太近,胜浦从里到外,从地表面貌到人们心灵中飞舞的价值观,经常飞速变化。无论是水渠、老房子又或是小伙子们崇拜的榜样,都时常推倒重来,或是干脆弃而不用。单就经济发展而言,胜浦就能在档案里写下很多热情洋溢的篇章。

  工业时代的突围

  在1997年3月的大动迁中,明朝诗人高启曾隐居的青丘浦,成了苏州工业园区首期开发用地。家住这里的马觐伯一家人,也搬出了世代居住的村落,住进过渡房。一年后,政府给了动迁房,马觐伯又搬了一次家。让人意外的是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两次。

  有一户人家甚至还对吊脚楼进行了更加奇思妙想、通天彻地的改造。这位艺术家在小楼的拐角处架了一块木板,下面正好能停两辆小货车,建成了一个有两个泊位的车库。

  乡和镇是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建制,两者以一些经济指标区分。“乡”是农业文化的标志,但“镇”已经具有了经济和文化综合圈的性质。请描述一下您对“小镇”这个名词的印象和感觉,您成长和游历过程中,印象深刻的小镇是哪里?为什么?

  宗家三代人都生活在胜浦,三代人的名字还带着各个时代的痕迹:爷爷宗阿根、父亲宗建明、孙女宗芳。一家人三世同堂。

  朱大可:还是以我喜欢的英国坎都为例。这座小城只有五万人口,这种低度人口,可能是理想城镇的主要指标,此外还要加上一种绿色的零污染的生态、一个良好的古建筑和古文化保护体系、以及一个优质的市政管理系统。我想这是三个基本的要素。它就像三原色那样,可以描绘出小城镇的理想蓝图。

  墙上挂着一幅刺绣画:画面上有水、有船,俨然是从前的胜浦。以往的水乡如今凝固在画里,挂在墙上。旁边还有一行字:家是温馨港湾、永恒驿站。

  “如果你突然中奖5个亿?你会怎么样?”他问我,还没等到回答就又喃喃自语:“如果是我,我可能也会架不住自己。就像赵本山演的那种喜剧小品,甩起来了。甩起来了就回不去了。”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
  宗芳也在她们当中。每天,她从家里来到单位,就像穿越了一个时代。这个时代以2008年为一条清晰的界限。那一年,胜浦正式成为中国电信苏州呼叫中心产业、中国服务外包示范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园。宗芳也刚好从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毕业,顺理成章地被大公司录用,到上海大众保险公司客户联络中心做话务员,就在这个产业里上班。

  磨憨紧贴在云南的南端,与老挝接壤。除了镇政府和海关所在的中心地带之外,下辖14个寨,零星散布在周围茂盛的热带雨林之中。

  几乎还没有时间停下来感怀

  后终于有人也想做点什么了。磨憨人岩温扁是其中的一个先锋,甚至到现在也是。他说,在他所在的傣寨磨整村,能像他这样走街串巷收购农产品,再卖出去的,到现在也就是那么三五户。

  在边陲小镇磨憨,货车每天拉来

  朱大可:在我的印象里,小镇通常有着狭窄的街道、石板路、稀疏的老式店铺,穿着土气的镇民在悠闲地行走和驻足聊天,如此等等。念初中时,因为“野营拉练”,每天在乡下徒步行走,经过若干个上海郊区的小镇。印象深的,应该是金山县的松隐镇。宁静的寺院,漂亮的华严塔,造型精致的石拱桥,还有穿着深蓝土布的乡间美女,打着油纸伞从桥上袅袅走过。在梅雨季节,这场景很像戴望舒的诗歌《雨巷》,并且会引发我们的青春期幻想。

  不仅如此,搭上一辆车子,你能从磨憨前往不同的四个国家:从东盟大道向东南方向开上5小时,就可到达被列入老挝古都琅勃拉邦;再向南行车6小时,可到老挝首都万象;向南开3小时,即到泰国边境城市清孔;再向南,车程958公里,可到泰国首都曼谷;从磨憨口岸向东267公里,是越南的奠边府,再向东行500公里,就是越南首都河内。

  像马觐伯这样珍惜传统的人终于也丢弃了仪式,甚至还扔掉了许多家当。在第一次石家庄叉车出租公司公司电话里,他找了一条农船,把家具、农具,每一样东西都装了上去。但在后来5次石家庄叉车出租公司公司电话之后,只留下了一架结婚时置办的三门衣橱。

  您在国外求学和游历中,应当见到了一些“镇”,请举个例子谈谈海外的镇的面貌(包括建筑、文化、民生)。和国内有什么不同?有哪些值得效仿之处。

  渔船,对胜浦的许多老人来说就意味着过往的青春。

  现在,在边陲小镇磨憨,货车每天拉来和运去数不清的箱子和包裹。这里充满了希望,同时也充满了遗忘。至于吊脚楼和冕寺会向何处去?吴彬叹了口气说:“该消失的总会消失。”

  这一“大工业”时代的标志很容易指认,是两根高耸入云的烟囱:胜浦大桥西边,查巷村方向,两根烟囱下面的建筑群,现在仍占据镇里近1/4的土地面积,那是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旗下的亚洲浆纸总公司,在胜浦投资12亿美元,建立的两家工厂:金华盛和金红叶。

  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综合区划,“镇”一级的文化由于偏僻边远,往往滞后于大城市的主流文化,得以保留很多旧时代的文化遗存。您认为这种文化遗存有无保留价值?

  大道两旁,是一连串汉傣混合式的二层小楼。小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,二层是大阳台和傣族建筑常用的立柱,尖顶上雕刻了一些傣族弯弯曲曲的装饰花纹。小楼一律上面住人,下面是商铺,挂出来的招牌有老挝特产、泰国副食、缅甸玉石、中国药材、还有莫名其妙的艺术品、稀奇古怪的热带水果和熏肉。有的店干脆什么都卖:玻璃门左边贴着“老挝啤酒”,右边贴着“泰国日化”,中间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春联,红纸上题有龙飞凤舞的楷书金字:大展鸿图。

  离东盟大道不远,一块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第一次出现在傣寨的小楼上,试图用商业思维对缺乏经营意识的当地人进行一次鼓动。标语力图循循善诱,写道:资金收入-按揭利息=投资价值。楼盘地址是:磨憨农贸市场正对面。

  岩温扁选择的主要生意是卖砂仁,一种药材。他在村子里收购,然后卖给闻名前来的老挝人,这两年不同的客户多了起来,他就在赶摆场里摆了个摊子。他做生意的原则是低买高卖—这生意经原本没错,不过,他不讲究数量。他说,如果什么时候收购的价钱降了,他就不卖,等到涨上去了再卖,反正砂仁也放不坏。

  无论从哪一点来讲,这一条东盟大道,都堪称98平方公里磨憨的一个集中缩影。

  这幅绣画是孙女宗芳的作品。她今年23岁,梳一条利落的马尾辫,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白皙肤色和灵动眉目。说到画,她惭愧了:“其实我连扣子都不会缝,这是十字绣。奶奶的缝纫活儿恐怕要失传了。”

  胜浦女人自祖先传承而来的巧手,在此处找到了用武之地,而便利的水路显然也助长了大规模开工的气魄。在此洪流之中,宗奶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于是儿子宗建明受此启发,顺应趋势,决定自立山头。

  在近代,苏南就是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,计划经济时期,苏南地区的集体经济在一点点政策微雨的滋润下,就能以细胞分裂的速度生长。等到改革开放,更是头一批招商引资,热情的乡长镇长们,把国外的大企业连同技术专家、西装和披头士音乐一起带进了乡村,喇叭裤大肆流行。所谓苏南模式,在全国的乡镇企业当中一度占据半壁江山,而胜浦追逐这一理想的奔放程度,甚至在苏南乡镇中也是佼佼者,从而也更能全面感受工业时代来临的辉煌与冲撞。

  胜浦也在突围。1994年5月12日,时任副总理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签署了协议,两国合作开发中国企业家:消失的小镇苏州工业园。命运之浪推动胜浦进入了另一扇未知的门:这一年,胜浦撤乡建镇,并从吴县划归苏州工业园区。

  挖掘机在轰响。“产业带”、“经济圈”、“开发区”⋯⋯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宏大理想,这些词语从无数份规划书中倾泻而出,地图上被大笔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圈子。许多小镇,正在被这些圈子挤压吞并,被经济的热力蒸腾,从地图上挥发成过往云烟。

  尽管想尽了办法,工厂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少,工人工资、厂租、杂七杂八的费用,现在一年到头,净利润也就15万左右。

  朱大可:完全有这个可能。我和同济大学的同事们正在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模式,为撤乡建镇提供正确的出路。这种新规划模式的特点是建构经济、民生、生态和文化的四位一体,努力让这四种要素得到均衡发展。这项研究目前已经有了重大突破。我确信,只要彻底改变观念,就能在满足现代化诉求的同时,保存安宁美好的小镇方式。

  从赶摆场上走过去,货物什么样的都有:老挝的名贵木材紫檀木家具、啤酒、泰国工艺品和水果糖,中国的衣服、锅碗瓢盆和摩托车。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,说各种语言:傣语、苗族的语言、汉语,有的还零星蹦着英语。李玲掏出了一个终武器:计算器。买主想还价,就按减号键,李玲再按加号按回去。

  还是说起贸易来让吴彬高兴。他觉得,2008年自己到这儿之后,这里发生了很多好事,重要的就是国际赶摆节。2007年,一个领导来磨憨视察,管委会有人提了个方案,要把赶摆办成一月一度的活动,领导批准了,时间定在2007年12月8号。

  但手艺就这么断在宗奶奶这一辈,没有再教给孙女,宗芳也确实用不上了。穿着“老法衣裳”去上班,就像出门搬一架老座钟看时间一样,会成为一个笑话。她常穿的是衬衫或制服。

  对自己的工作,她是这样解释的:客户只要拨95507,就会转到位于胜浦镇的呼叫中心三楼,自己席位上的电话就会响起来。在总共1万平米的外包用房当中,有1200个这样的呼叫座席,园区中充斥着电话铃响和姑娘们接起电话时的一片燕语莺声。

  李玲很纳闷:怎么以前都不知道磨憨附近有这么多人呢?那天她摆了个小摊,卖些烟、饮用水和其他杂物,赚了3000多块钱,是她有生以来赚钱多的一次。

  东盟大道

  傣家多年来能生活得如此平和安宁,与佛教信仰大有关系。老村长担心,从今以后,佛祖再也不会保佑他们了。

  这还不算,有一个破天荒大胆的年轻人到勐腊办事,回来的时候,顶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—他把头发染了。这件事在年轻人当中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。后来,终于有几个金头发出现在吴彬面前晃来晃去,不但染了头发,还穿着牛仔裤,哼的歌曲是“凤凰传奇”。

  回想起老日子,宗建明也有些失落,然而“孩子总要长大,社会总要进步”。对目前的状况,一家人并没有什么不满,只是在回忆时略微流露出一些怅惘。

  水泥侵占吊脚楼

  在您的“乌镇已死”一文中,提到了“乌托邦之镇”的“木乃伊”形态,同理,所有的文化旅游古镇都会成为木乃伊之镇吗?

  现在胜浦的姑娘们都好像商量好了一样,刷的一下,统一套进了制服。早上上班时间一到,姑娘们往中国电信苏州呼叫的小楼里涌去,整齐划一的尖领白衬衫、深蓝色马甲,胸前用红丝带挂着门卡,活像同一条生产线里生产出来的。一进门,她们纷纷走向自己的格子间,第一个动作是把耳机戴在头上。

  胜浦地处苏南。

  工厂的机器,一年到头24小时开着,宗建明的心情随之旋转。

  宗建明创立诚新针织厂,在当时还是一个大胆的举动,那时园区尚未成立,外资企业也很少,针织厂的主要业务是来料加工。据宗建明回忆,一年加工20万件,赚得不算太多,大概有20万元。不过,就祖辈居于渔舟之上的宗家来说,这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围。

  一家人生活起居在船上,每日里运输和捕鱼。农闲时节,船家就到上海去收集垃圾和肥料。除此而外,大部分时光是在附近乡镇穿梭,从胜浦出发,北至唯亭南到甪直,当天往返,早出晚归。

  “云南有一个基诺族,是中国的第56个民族。”他说,这是之前他在市委工作时候接触到的故事,“这个民族有四、五个村,1万多人。在30年之内,这个民族一定就会消失。”

  吴彬后悔自己2008年才来,来晚了,根本没看到过当地漂亮的老寨门。现在的寨门是同一个施工队施工的,都一个样。虽然在管委会工作,但吴彬也管不了这事。“人家要唱流行歌曲,我能强迫人家唱山歌吗?”

  古时胜浦人一旦搬迁,还是非常隆重和讲究的,之前,要花重金请人择定吉日良时,烧香、磕头、拜祭、鸣炮样样齐全,百般禁忌事项皆要遵守。然而,这样的习俗很快被遗忘了,因为实在来不及。

  作为亲历人,摊主李玲描述了那一天的盛况:对于从1岁就来到磨憨的她来说,那天是千古未有的宏大场面,她觉得那天全世界的人都来了。人们从每一个山寨赶来,从勐腊、从附近的不同县城赶来,还有些从几百公里外开车六七个小时过来,甚至还有人头天晚上就等在这里。

  这两个名字曾经给胜浦人带来了许多幸福的感受,睡着了都要笑醒。这不仅是因为它能带来就业机会,更因为自从这个工业化的庞然大物进驻胜浦,一切似乎都变化了。外资企业纷纷进入,新的胜浦镇政府开始动工,镇中心面积也由1994年的0.4平方公里拓展为1.4平方公里。镇子还新建了码头,又重新修了路,柏油路“三纵四横”,犹如在以往星罗棋布的水泊之中,摆上了一张崭新而平整的棋盘。

  不出两年,边检站移到了离界碑更近的地方,建起了漂亮的钢架玻璃建筑。原来的岗亭被弃用,立在一边仅供参观。

  岩家是再典型不过的西双版纳傣家,住传统的吊脚楼,外面挂着成串的玉米,晾着彩色的衣裳。岩家大儿子去年刚刚结婚,为这个,岩温扁翻盖了自己的房子。拆掉了原来的火塘,用钢筋水泥修了一个新厨房,和木质的吊脚楼拼接在一起。这样,水泥和木头成功衔接,一半一半,水泥房外面还刷上了白漆,看上去方方正正,像一座坚固不可攻破的堡垒。还有一个闪亮的太阳能热水器装在房顶上,从白围墙上挂下许多电线。

  这个场景早就消失了,现在,夕阳下,阿婆们坐在楼梯口一边照看孙子,一边一针一线地为工厂缝制着衣服,俨然是一幅“后厂外织工时代”的落幕。而金光集团的工厂与烟卤仍在,但年轻的胜浦人已经不再会为这样的景象狂欢。

  1984年,社会学家费孝通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《小城镇、大问题》,一纸风行之后,从苏南到苏北,从江苏到全国,柏油路开始迅速覆盖小镇的原乡泥土和青石板。柏油路之上,盖起了乡镇企业,它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划出了一条条鲜明的过渡带。

  朱大可:小镇作为农业文明的遗存,必然带有浓烈的乡村时代气息,它不仅保留了古老的建筑,更保留了传统的器物和习俗(生活方式),因此它是一种“活的博物馆”,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。其次,小镇是都市人跟历史传统发生关联的空间脐带,可以为厌倦都市生活的居民,提供休闲、度假和短期隐逸的空间,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。第三,小镇中所隐藏的历史文化资源,犹如一些质朴的种子,能够从中开发出全新的文化产业,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。

  从不同地方,甚至不同国家来的车多了,公路就越修越好。在离边检站不远、运货的大车常来常往的公路路口,磨憨立了一块广告牌,上面写着“中国欢迎你”,旁边画着一只大耳朵的卡通小象—就在几年之前,这一带还能看见野生象群出没。

  东盟大道两边的店铺,有越来越多新的汉人加入进来,地方已经不够用了。磨憨人现在学会了在旁边卖点小吃。现在,东盟大道要扩成1600米,挖掘机轰隆声响,正在施工。

  到2008年,漫漫搬迁路宣告结束,农业时代的痕迹被完全抹去。胜浦的城市化进程和制造业规模也都达到了顶峰。

  无论这里的人怎么不为所动,东盟大道的样子还是在不断地变。在大道附近,管委会铺了一个广场,上面建了一个巨大的雕塑,是一双展开的孔雀翅膀的形状。后来,又花大笔资金建了一个对于这里而言,规模十分宏大的五国城。

  宗芳的老爸宗建明出生于1963年,那是个著名的饥荒之年,人吃不饱也生不出孩子,于是出生的小孩特别少,全乡也没有几个。但宗建明不受灾难阻挡,脱颖而出,茁壮成长,并且越来越高大而精明。由于从小上学读书,他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摇船和种田的活计,1979年高中毕业以后,就去城里打工,5年后回到胜浦,在一家村办企业工作了7年。

  过昆山逆水缓行,机船在夕阳下缓缓而至胜浦,小镇汀雾起,右岸是高城。

  小镇”正在消失。三十年来,中国小镇们的“命运指标”,随着国家变革和经济腾飞,起伏跌宕于雄鸡版图之上,起落无声。

  两道高高的山岭并排从由东北向西南绵延过来,之间容纳了一小块狭长的谷地,人们在这里聚集成一个小镇,名叫磨憨。

  爷爷宗阿根是有发言权的。宗阿根名叫阿根,少年时代却过着没有根蒂的生活——他人生的前20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。事实上,自古这里无论积肥运粮,买卖进城,村民出行,全部赖以舟楫。河港密布、水网交织,舟船往来——这是宗阿根记忆中的少年。

  永远留在记忆里的还有热火朝天的动迁。工业园区建成当年,为了配合开发需要,前戴、刁巷两小村被迅速拆迁完毕,然后查巷、吴巷、胜巷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迅速击倒——从1995年到1999年,胜浦共计征用土地6407亩。

  宗芳长得像奶奶,高额头、尖下颏儿,是隔了一代的翻版水乡姑娘。吴地的女人们大多带着灵气,宗奶奶虽然年纪大了,可眼神依然安静明亮。16岁时,她就开始向隔壁的一位长辈学绣,学的是缝制水乡衣饰,包括各式拼接衫、裾裙、绣花鞋。单是一双绣花鞋,就要慢慢的绣,绣上牡丹、兰花、菊花、万年青、寿桃,一双鞋得绣七八天。这样的手艺一代传一代,在胜浦传了3000多年。

  “过去十多年大拆迁中,我搬了6次家。”马觐伯说,这个一辈子研究胜浦文化的老人,特别珍惜老房子、老家什,然而他遭遇到的搬迁似乎也特别多。“现在石家庄叉车出租公司公司电话就像入住栈房那样的随意,基本没有什么传统仪式了。”

  朱大可:我已经说过,这完全取决于规划、开发和建设的思路。乌镇是中国小镇改造的样板,总体上是有进步的。它的缺陷在于前期规划没有考虑动植物生态圈的保护,也在于后期灯光管理的严苛性,而这些是可以在事后加以修补的。只要你畏惧“木乃伊”,并且保持着对文化的信念,就能够找到生命的源泉。

  黄昏虽已降临,四周却仍喧嚣,水乡已经被晚间娱乐生活全面入侵。唯有晚霞不变,仍然铺满江面,几艘渔船从青秋浦缓缓摇入吴淞江,像一部老电影的结局。

  小镇是都市与传统的空间脐带——对话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研究员朱大可

  磨憨口岸前有条“东盟大道”,名字听起来很威风。这条路从北到南,一共长300米。如果要世界冠军博尔特来跑,这段路仅需30’97,就算他放慢速度,也绝对用不了1分钟。

  胜浦走得太快,

  第二年,由于人群太过拥挤,管委会不得不换了一块更大的地儿,赶摆场立了个金光闪闪的大牌楼:中老泰国际赶摆场。后来这样的赶摆又被改成一个月三天,现在是一周一天。

  被嫌弃的不止是这个岗亭,还有吊脚楼和傣式裙。经十里山路,我们来到卖砂仁的岩温扁所在的寨子磨整村,这个寨过去的木头寨门上面缠满辟邪的白皤和经文,枝蔓缠绕。现在,换成了水泥的,还十分高大,上面贴着瓷砖。

  和运去数不清的箱子和包裹。

  消失的场景

  而现在,过渡带正在淡化。随着贸易往来、工业化以及新的通讯产业势不可挡的多重进攻,那些存在于小镇当中的母体文化脐带,正在被现代文明切断、刷新,强行对接。《中国企业家》从地图上选取了三个小镇:云南磨憨、浙江岩头、江苏胜浦,它们分别伴随着贸易、制造和通讯三个产业在当地的扩张,进行着自身的蛹化、蜕变和脱壳。

  乡镇撤并的目的除了精简人员,还有经济规划。经济发展和文化甚至生态抢救总是存在冲突。在这一过程中,您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?是鼓励经济和民生发展?还是坚定地执行文化保护?

  吴彬觉得少数民族很不理解自己的苦心,但在一件事上,他和一个人取得了一致:磨整村村长是个和善的中年人,近来他对村寨的未来发展很是担心。按傣族的传统习俗,一个做过僧侣的男孩才能称为真正的男人,冕寺就相当于傣族的学校。现在,愿意去冕寺学习的男孩越来越少,的冕寺里也只有三位僧侣。

  随着经济规划对镇的改变,民风也随之改变。像《芙蓉镇》那部电影一样,外界冲突让小镇原有的民风遭受了极大冲击,人也被异化。如果现在您可以拍摄一部关于小镇的电影,您会选择一个什么主题?

  其实还是能感受到一些差别的。自打1993年建立边境贸易区以来,湖南人、四川人开始拖家带口地来到这里卖家电或开饭馆,过上一两年,就会叫来他们的弟弟、妹妹和小舅子。紧接着,河南人也来了。随着出入境越来越方便,老挝司机、泰国小商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,偶尔也有几个不知道来干嘛的越南或缅甸人。这还没有算上那些总是怕阳光太晒,所以一律戴着墨镜,整车地停留在这里的台湾和香港游客。

  “结果那个村子是富了,但是再也没有站起来。”他说,“现在每年,都有人因为骑摩托或是醉酒死掉。你经过勐腊,你也看到的。”他转向我。

 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彬这两年忙了起来。他主管经济和招商,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待老挝和泰国商团。他说,这里的人是不会做生意的,做生意要竞争,但本地人毫无竞争意识。还举了个例子,说起橡胶园,橡胶只生长在山上,平地里不长。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里,只有傣族住在水边的坝子(大块平地),其他的都住在山上。这几年,橡胶让山里的农民暴富,而傣家的水田不适合种植橡胶。

  水泥不但侵占了吊脚楼,也在向心灵发起进攻。文明的冲突体现在镇子的每一个角落里。野象群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。管委会在广场后面建了一个小公园:绿草地上,一群大象正在缓缓行进。乍看真能吓一跳。不过走近一看,它们是石头雕的,十分逼真,但是巨大、坚硬而冰冷。

  文本刊记者吴金勇

  老座钟和新电话的斗争

  磨憨现在越来越像一个贸易小镇应有的样子:前来进货的老挝人下车跟熟悉的烤鱼摊主打着招呼,要一串烤鱼;小店里的伙计开始出来招揽客人,声称自己家的菜特别好吃;货车司机累了,躺在仓库里成堆的货物上睡觉;四川店主和湖南店主凑出四个人在打麻将。还有岩温扁和李玲,他们隔着两个摊位相遇,互相问候生意如何—以前,像李玲这样的“外来户”很难和原住民有什么交往。无数条血管的血液在这样的场面里混和了,现在的磨憨是一个彻底的混血镇。

  “少数民族就是这样,他们接受一些东西很快,但是忘掉一些东西也很快。”吴彬苦笑着摇头。

  这时候,远处山上山寨里的傣族、哈尼族零星有人闻声跑出门来观望。但他们不敢下山,只是远远地站着看。1993年,外面的文明世界已经很精彩,但对于这片维持着恒久沉寂的原始森林原住民来说,出了寨子,经常遇到的事就是被高大的望天树遮住视线,被悬垂的藤蔓绊住脚踝。热闹的事情则无过于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和赶摆。而之前和老挝方面的贸易,多的就是背着背篓翻山越岭,换取一些日用品。好一点的是用小推车,运气好的话能弄到几块泰国香皂。

  赶摆

  年轻姑娘们适应角色总是很快的。尽管家在小镇,自己的祖母、母亲年轻时连电话都没摸过,姑娘们已经迅速进入角色,她们普通话讲得清晰又清脆,还带着吴地特有的娇嫩嗓音。进到每一幢写字楼里,都会感到这里和洛阳上海的电信大楼并没有什么不同,环境一样干净整洁,姑娘们也一样青春活泼,爱买衣服和化妆品,玩电脑游戏。这座小镇,已经和大城市的文明严丝合缝地对接。

  “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地方,每年有70万人在出入,排队没有躲雨的地方,晴天晒着太阳排队,雨季淋着雨排队,这样也还是要排队。”

  清晨,嘟嘟的螺号声会在乡村上空回荡。一、二通螺号是催客人上船,螺号响后,村民们携鸡拎蛋或背上粮食赶到船上,准备去集镇上交易。第三通螺号后起锚拔篙开航。胜浦的对岸是甪直,叶圣陶的名篇《多收了三五斗》描写的万盛米行就在甪直。从胜浦摇船,一个多时辰,就能来到万盛米行的河埠头。斜风细雨下,青色的万盛米行屋脊模糊不清,大门前游客寥寥。只有一艘敞口船在岸边任凭风雨。

  仅仅在70多年前,也就是宗芳曾祖的那个年代,那些戴着旧毡帽的朋友们,还像叶圣陶描写的那样,用卖米的钱在镇上买洋肥皂、洋火、洋油、洋布、暖水瓶和小洋囝囝。

  朱大可:我不知道。也许我会选择某个乡绅或名士的成长史,比如浙江余杭仓前镇出生的章太炎、或者南浔小镇的张静江,等等。人物是小镇的灵魂,他们的生命可以折射出小镇的全部风韵。

  在轰轰烈烈的乡镇撤并的过程当中,城镇的面貌越来越相似。同一审美标准的推广使多样性文化大面积消失,这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革命。您认为传统小镇和新型被改造的半现代化城镇相比较,哪种文化更恶俗?哪个更像糟粕,为什么?

  朱大可:我去过一些澳洲、英国和德国的小镇,大体上分为两类。一种是从荒野里经过规划建造的新式小镇,像澳洲的阿尔伯里,它有比较好的设计,使用简洁的造型语言,充满现代气息,但在尺度上很符合人性,道路的宽度和楼房的高度都有严格的限定。另一种是百年古镇,像英国小镇坎都,基本原生态,几乎看不到新建筑。它大的五星级酒店,是用原先的大石头屋改造成的,内部结构进行了置换,但外立面完全是古朴的原貌。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,更是在利用原生态的历史场景,营造出一种令人神往的考古学气息。这些小镇人口稀少,街道清净,居民大多靠开小店维生,钱赚得不多,但由于没有贪欲、又有政府福利津贴,加上家族传承的宗教信仰,所以眼神中国企业家:消失的小镇都很明亮安逸,对游客充满友善。

  1993年,中国磨憨、老挝磨丁成为两国唯一的国家级口岸,“磨憨边境贸易区挂牌”成立。两国各自派出领导人在300米东盟大道的两边举行了一个仪式,并合影留念。

  “15天上一次发条,很准的。”宗阿根的老伴宗奶奶念叨着,为这架老座钟辩护。宗奶奶住在儿子宗建明修的别墅里,房子里有一切必须的现代化装修设施,包括吊顶、吧台、带灯罩的秀气吊灯和崭新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。唯有这架老座钟多年来忠实地跟随着宗奶奶,占据家里的一个重要位置,并就此岿然不动。

  “这其实不是丢掉几个农具的事,它意味着是千余年的农耕传统在我手中中断。”马觐伯总结道。

  就在宗建明成长的这段岁月中,胜浦已然今非昔比:1958年,喇叭里传来红太阳的歌声和超英赶美的口号,胜浦乡也变成了胜浦公社,此时,有4个集体企业抓住时机顺利诞生。到1978年,另外5个企业组织了一批愿意走出家门的勇敢妇女,从上海拿回了许多活计。这些订单的主要内容是把一些类似尼龙、羊毛之类的生产原料加工成半成品,再运回上海。其中一部分粗加工可以在小型工厂里完成,至于一些精细活儿,比如缝袖口,则可以由女人们领回家去,在带孩子做饭之余慢慢做完,按件计酬。这样的家庭小作坊状态,被称为“厂外织工”。

  朱大可:小镇是农业文明的区域性节点,一个人才、技术、商业、财富和教育的小型结核。它首先提供集市(器物、熟人以及日常生活方式),同时也提供学堂(私塾和乡学)与寺院(包括孔庙),甚至提供初的文化身份,成为士绅成长的摇篮。大多数名士都是从小镇里“出道”的。小镇是农业时代垂直升迁的起点。对于现代中国而言,传统小镇是历史记忆的重要的载体。

  石家庄叉车出租公司公司哪家好吉日他到寨子里去做调研,问起这件事。傣族人不但没丝毫嫉妒之意,反而不以为然,纷纷表示,以往祖辈享了福,占了人家便宜,“现在轮回来了嘛”。

  朱大可:撤乡建镇的初衷,也许是为了改善民生,而终则催生出大批粗俗化的新城镇,不仅面目千篇一律,而且建筑造型相当“三俗”。更由于大肆拆毁古镇,切断了历史文脉,因而也切断了历史的灵气,而呈现出毫无精神性的空虚。这些新式小镇将是这个时代的耻辱。

  当然也并非都是好事,比如传统的“厂外织工”生意,就有渐趋衰落之势,利润越来越薄。如今,宗建明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吴中的工厂里,早上5点起床后,要到车间看一圈,和工人们一起吃早餐。白天,要开着车自己跑业务,提货送货。晚上回到工厂还要再到车间看一圈,11点半,宗建明才能躺到床上,天天如此。

  只有在回到老房子里的时候,宗芳才能重新感受到两个时代变换中留下的接缝:老座钟仍然按时敲响,尽忠职守,丝毫不为外界所动。

  地平线

  朱大可:新城镇的规划,目前陷入了一个严重误区,就是把经济考量作为唯一指标,而放弃了对民生、文化和生态的保护。这样做的后果,不仅是蓄意制造强迁,剥夺原住民的基本权利,激化社会矛盾,而且肆意破坏历史建筑和良好的生态环境。在我看来,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规划模式来解决这种弊端。这种规划模式必须建立在对民生、文化、教育、生态和经济的综合考量上。在我的经验中,只要能够事先在规划中作平衡考虑,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你所说的那些困扰。

  能不能提出您的理想的镇是什么样子,理想的城镇应满足哪些要求?

  在小镇官员们新一轮的计划中,胜浦要能像许多欧洲小镇一样,远离喧嚣,环境优美、经济发达、人们安居乐业。

  胜浦镇竹苑新村的一处别墅住宅中,老式座钟“当当当⋯⋯”敲了九下。它膛大身沉,因而声音洪亮,余音袅袅。

  也许有一天,烟卤也会被拆掉。时代已经推动胜浦走过了一段又一段新奇的旅程,从水网、渔网到公路网,互联网。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标本,胜浦走得太快,几乎还没有时间停下来感怀。

  我回忆起勐腊,也许会是一个未来的磨憨。在那个小县城里,每天10点钟以后,街上的各个紧闭的门里传来打台球的吵嚷声。娱乐场所比比皆是,其中有一个破旧的小店挑着一块蓝底红字的招牌,上面怪异地写着:天上人间。

  仪式一过,这个寂静的世界忽然如同打开了一道闸门。人们纷纷从橡胶园里远远跑出来,看着大货车喷着烟气开来开去,新面孔也越来越多地出现。先一批和老挝人做生意的,并非占地利的当地人,而是千里迢迢赶来的四川、湖南贫困地区的人们,他们一批一批地来了许多次,后就想办法停在这里。磨憨人予以了热情招待,但是脸上的表情始终有点茫然。

  每个小镇都有它自己的小型文化圈,包括历史遗存、文化名人、语境,甚至产业。您认为镇文化都是如何形成的,涵盖哪些方面?

  由于呼叫中心的工作是三班制,所以整个上午,宗芳都在家陪着爷爷、奶奶。爷爷、奶奶和她聊起多的,还是从前的老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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